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工業和信息化部自成立以來，一直將推動兩化深度融合工作作為立部之本，推動兩化深度融合成為全系統的共同責任。近年來，隨著德國工業4.0以及美國工業互聯網等理念的提出，我國的兩化融合工作是否該參考或照搬國外的理念，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冷靜看待德國工業4.0

仔細分析工業4.0的提出背景，可以將其歸納成兩個方面：一方面，德國產業界關于積極應對各方全球化競爭的呼聲越來越高，德國政府(德國聯邦教研部與聯邦經濟技術部)提出工業4.0這一國家戰略正是迎合了產業的需求;另一方面，德國在制造業長期以來的人才積累、技術實力儲備、市場占有率等優勢保障了工業4.0的提出與實施。因此，德國提出工業4.0是在新一輪技術變革中繼續引領全球工業發展方向的迫切需要，也是其搶占產業競爭制高點的重要手段。

工業4.0是由德國信息通信與新媒體協會(BITKOM)、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VDMA)和電子電氣制造商協會(ZVEI)發起的。作為協會的主要成員，大眾、博世、SAP、西門子等企業代表了德國工業4.0的真正推動者，其根本目標是利用信息通信技術領域已取得的成果以及近期所期望實現的成果使制造企業受益，保持德國企業在全球制造業的領導地位。因此，工業4.0的實施離不開德國企業的推動與參與，作為結果，工業4.0的實施必然會使德國企業在全球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收益。

如果將企業看作是工業4.0的主要發起者和受益方，那么政府則是工業4.0順利開展的協調者和保障方，二者需要形成合力并進行良性互動。工業4.0的實施需要推動多部門的合作，只有著力打破行業壁壘和部門利益的藩籬，積極推動分行業協作，才可以避免同質惡性競爭，從而促進產業鏈的加速形成和技術創新。為此，德國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措施對工業4.0的實施給予制度保障，并將工業4.0上升為一項國家戰略。

工業4.0的實施依托一系列的“優先行動領域”。一是以標準化作為實施工業4.0倡議的切入點，要制定統一的基礎術語標準，構建標準體系總體架構，制定標準化路線圖，建設“工業4.0社區”，通過標準化工作在信息技術領域、制造領域和自動化領域之間形成統一的理解和認識；二是以建模的手段管理復雜的制造系統，通過在工業4.0平臺下成立工作組，專門處理與建模管理復雜系統有關的問題，同時在建模和系統工程方面開展有針對性的培訓及持續職業指導，并通過適當的示范項目，部署建模方法和建模工具；三是繼續加強寬帶基礎設施建設，以便保障工業4.0所需的帶寬和實時能力要求，并對網絡運營商提出了相關的要求；四是在物理安全和信息安全領域開展研究，保障工業4.0的成功實施，一方面在工業4.0的實施過程中不應對人或環境構成危險，另一方面需要對各類數據和內容加以保護，防止誤操作和未經授權的訪問；五是通過跨學科專家工作組繼續研究“工業4.0時代的人與工作”這一課題，不斷創新工作組織方式，以滿足工業4.0對工作過程中組織方式的新要求；六是制定持續的培訓和職業發展措施，保證工業4.0環境下人員新能力的培養以及持續性的職業發展；七是通過法規、技術、政策、認證、立法等方式制定創新的規章制度，規范新的商業模式，明確責任，保護企業數據和員工數據，并通過國際組織，推動通用國際法規的建立，在貿易限制方面實現協調一致，以便應對工業4.0的實施對監管提出的挑戰；八是重視資源利用效率，特別關注原材料資源、能源資源、人力資源和財務資源等四類資源的利用效率，探索并逐步改善制造業成為資源消耗大戶的這一共性問題。

新形勢下的兩化深度融合工作

我國處于工業1.0和工業2.0并存的時代，現在工業4.0的時代已經到來，我們應該怎么辦?這需要我們冷靜地思考與面對。

一是積極應對，接受挑戰。在工業1.0層面上，我國由于具備勞動力優勢，可以說在全球也是最具競爭力的，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生產基地。而在工業2.0層面，同樣是基于中國相對廉價的研發成本，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也在慢慢展現出來，在某些方面亦體現出了自己的獨到之處。中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著從工業1.0到工業2.0和從工業2.0到工業3.0的躍遷進程。但當發達國家開始向工業4.0推進的時候，我國的上述進程或將面臨挑戰。

面對工業4.0的沖擊與挑戰，我們不應盲目跟從、一擁而上，而應該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做好切合實際的規劃，特別是要做好“兩化深度融合”這一篇大文章，既不能畏縮不前，更不能迷失方向。

二是清醒認識自身不足，迎頭趕上。我國的工業發展與德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要清醒地認識這一點。例如我國重大技術裝備所用的儀器儀表基本被國外壟斷，對外依存度達到40%，其中高端產品對外依存度更是達到70%。機器人和高端自動控制系統的95%、高檔數控機床的90%、高檔數控系統的95%的市場份額被國外產品占領;行業整體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的差距。創新投入不足，儀器儀表行業R&D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2.5%，國內儀器儀表行業創新人才隊伍占從業人員的比重僅有5%，與工業發達國家的20%相比有較大差距。

因此我們需要在制約產業化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重點技術方面實現突破，提升自主發展能力;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集成應用，實現產品及其制造智能化、生產組織方式定制化和服務化;積極宣傳兩化深度融合相關理論、方法、標準和案例，營造推動兩化深度融合的良好氛圍;圍繞中國制造2025、信息消費、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國家戰略和重大工程的實施，以實現鋼鐵、石化、冶金、汽車等重點行業的智能產品和成套智能裝備的自主可控為突破點，促進工業轉型升級。

三是循序漸進，著眼未來。無論德國的工業4.0還是我國的兩化深度融合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都不可能出現超越某一階段的躍升式發展。只有從本國國情出發，立足國內產業，以開放和辯證的方式來參考世界其他國家的做法與理念，才能夠真正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產業模式，實現產業鏈的良性互動與可持續發展，從而完成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這一歷史任務。

兩化深度融合與工業4.0的比較

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是中央著眼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工信部的首要任務、立部之本，也是全系統的共同責任和歷史使命。通過開展兩化深度融合工作，能夠有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工業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促進商業模式的創新和信息化條件下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

德國工業4.0的實施和我國開展的兩化深度融合本質上“如出一轍、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但中德在產業基礎和國情背景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了兩者之間既有共通性也有差異性，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一是均以標準化工作作為重要抓手，但側重點不同。工業4.0中所提到的標準化工作以在不同領域之間統一理解、建立共識為出發點，以保護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環境下的知識產權為目的開展一系列活動。我國所開展的標準化工作圍繞“兩化融合管理體系”開展，以增強企業管理意識、優化企業業務流程、打造新型能力為主要內容。

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德國企業長期以來非常重視企業的管理，制度的建立與運行結合緊密，現有的管理體系足以支撐工業4.0環境下的企業運行;而國內企業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往往更重視技術因素而忽略了管理因素，企業在制定制度、流程和職責時，與企業戰略結合得不夠緊密，在實施過程中普遍存在“兩張皮”的現象，因此，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實施可以規范企業系統推進兩化融合的通用方法，以管理的手段促使企業穩定獲取預期的信息化成效，引領企業打造和提升信息化環境下的競爭能力。第二，德國企業以及德國的產業一直重視標準化工作，各領域的標準化基礎扎實，形成了一套完備的標準體系，在工業4.0集成實施的情況下能夠提供足夠的基礎標準和關鍵技術標準，僅需要通過制定術語、參考體系結構等來統一不同領域之間的認識，加深理解。近年來，我國的企業也紛紛開始重視標準化工作，但由于前期積累不夠，在實施兩化深度融合這一進程中，面臨著基礎薄弱、單項標準缺失等一系列問題。第三，以標準加強對專利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已經在國外企業深入人心，相關的法律制度健全;而國內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相對薄弱，僅有個別企業能夠看到標準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在對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著監管不力、法規缺失、執行困難等諸多問題。

二是對“信息化”和“工業化”的側重點不同。不論是德國工業4.0還是我國的兩化深度融合，都離不開信息技術、制造技術、自動化控制技術的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相互制約。一方面，德國作為一個工業制造強國，正在向4.0時代邁進，在各工業門類之間的發展相對均衡，無論是在裝備、工藝、流程和技術方面均處于全球領先水平。因此，在德國工業4.0的優先領域中，相對“工業化”來講，對“信息化”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例如：加強信息網絡的寬帶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信息安全的研究，部署實施“信息物理系統”(CPS)等，最終是為了確保“信息化”和“工業化”協同進步，使“信息化”不成為制約工業4.0發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我國仍處于工業1.0和2.0的階段，在制造水平和制造能力方面還存在著制約兩化融合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如對外依存度高、創新能力不足、產業基礎薄弱等。在推動兩化深度融合這項工作時，以“智能制造”作為主攻方向，在“工業化”方面苦練內功，鼓勵并引導企業加大對制造技術、制造裝備和制造工藝的研發和投入。同時，隨著我國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如何使信息技術在工業領域得以融合應用，從而促進工業發展、實現智能制造，則是“信息化”方面需要開展的工作。為此提出了“電子商務和物流信息化集成創新”、“互聯網與工業融合創新”的專項行動以及“加強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并希望能夠將B2C電子商務、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更好地應用于制造業。因此，我國的兩化深度融合是“信息化”與“工業化”并重，這與我國所處的產業發展階段密不可分。

三是德國工業4.0和我國的兩化深度融合均提出相應的制度措施作為實施計劃的保障。在政府管理方面，我國政府以組織、引導、監督和檢查為主，重視部省合作、創新管理方式、改善公共服務，引導產業實現核心技術、制造工藝、裝備研發的核心突破;德國政府以制定法律法規為主，以此規范新的商業模式，通過認證、立法等方式加強企業數據和員工數據的保護。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國提出了全面普及企業首席信息官(CIO)制度，開展首席信息官職業培訓，并開展實用人才培訓和兩化融合知識培訓，加強現代產業工人的信息技能培訓;德國圍繞工業4.0環境下人員新能力的培養以及持續性的職業發展這一目標，建立知識庫和“最佳實踐網絡”，開發數字化學習技術以及相應的培訓策略、分析方法和管理模式，注重系統和建模的培訓。在政策制定方面，在綜合考慮各級政府、產業和企業的需求后，我國的政策制定主要以國家政府部門牽頭的方式開展;德國工業4.0不但有政府主導的政策制定，同時也依托于工業4.0平臺，通過建立跨學科專家工作組，研究“工業4.0時代的人與工作”這一課題，研究工作組織創新的政策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