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內陸自貿區要試驗的重點和沿海四大自貿區不一樣，不在對外經濟貿易領域，而在內陸流通體制改革、打破阻礙建成國內統一市場多年的內貿痼疾。但武漢內陸自貿區目前只通過專家評審，還未經過部委和國務院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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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九省通衢”美譽的武漢正在申請國內首個內陸自貿區，如果武漢的申請能夠獲得國務院批復，那么類似溫州鹽商狀告鹽務局“壟斷”的內貿市場流通類問題，將有望得到解決。

最新的消息是，武漢內陸自貿區總體方案研究日前已經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下稱商務部研究院）經專家審議獲得通過。

雖然武漢的努力還處于通過專家審議階段，但是這也讓這個中國中部內陸城市看到了更多希望。當然，武漢內陸自貿區是否能最終正式獲批，還需要國務院一錘定音。

參與培訓和設計建議武漢內陸自貿區總體方案的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陳波對界面新聞說，武漢內陸自貿區要試驗的重點和沿海四大自貿區不一樣，不在對外經濟貿易領域，而在內陸流通體制改革、打破阻礙建成國內統一市場多年的內貿痼疾。

內外有別

沿海四大自貿區承擔的是中國建立和完善現代治理體系改革的任務，對外主動參與全球治理、與國際規則相接軌，對內則以擴大開放來倒逼和深化改革。

包括上海自貿試驗區在內的四個自由貿易園區，英文稱作Free Trade Zone，簡稱FTZ。而廣義上的自貿區則指多個主權國家(或地區)就貿易開放、取消關稅壁壘、降低關稅而達成的互惠互利的雙邊或多邊貿易政策，英文為Free Trade Area，簡稱FTA，例如中韓自貿區和中澳自貿區。前者四大自貿園區屬于狹義上的自貿區。

沿海四大自貿區以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投資制度改革為主要標志，自貿區內暫停三年國內對外商投資通行的外資“三法”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企業法》），取而代之以負面清單為標志的投資管理制度，負面清單等于是四大自貿區內的“投資法”。

總體來說，上海自貿區承擔著綜合改革的任務，天津自貿區的定位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福建自貿區的設立有對臺考量、偏重臺海貿易，廣東自貿區立足粵港澳，沿海四大自貿區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四地均是對外貿易大戶。

而武漢內陸自貿區想要試驗的內貿流通體制改革，這個方案在2014年已經成型。

“這與沿海的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大自貿區試驗內容有所不同。”陳波說，武漢不大可能比照沿海四大自貿區共用一個負面清單。

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今年4月20日表態稱，將集中力量在四大自貿區內進行改革探索。2013年10月起開展的自貿區試點工作，法律授權期為三年。官方此番表態意味著三年內暫無其他新FTZ型自貿區。

此外，武漢在2014年對外貿易總額為264.29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同時期天津市1339.1億美元的19.74%，是外貿第一大省廣東10767.3億美元的2.45%，體量沒有大到需要建立FTZ型自貿區的地步。

陳波于2014年建議武漢市自貿區小組官員，申請的改革園地不要叫“自貿區”，因為不好申請，如果一定要加上“自貿區”，最好加上“內陸”兩個字，以突出武漢的不同特點，否則跟沿海去競爭新的自貿區，一點希望都沒有。

因為即使不是廣東、福建和天津，浙江的一些城市、山東青島、遼寧大連，無論是從政治地位還是對外經濟基礎方面，都比武漢有優勢。

“突出自己的特色，做內陸自貿區，做內貿流通和區域經濟合作這些試驗，可能是個很好的突破口。” 陳波說，“中國非常需要設立一個內貿流通體制改革試驗區。”

武漢要啃“硬骨頭”

從某種程度來說，進行內貿流通體制改革、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的試驗，比對外開放難度還要大。

中國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再向實物貿易發展的空間不大，外貿壁壘已削除得差不多了，但內貿流通體制一直是多年未破的頑疾，內貿壁壘甚至比20年前的外貿壁壘還高。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于2014年稱，相比于外貿、外經貿領域，內貿的法律法規很少，商務部今年的《商品流通法》、《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管理條例》、《典當業管理條例》、《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條例》“一法三條例”已列入到國務院2014年立法工作計劃。

中國是唯一一個貿易市場有外貿和內貿之分的國家，這種內外貿之分，不是靠市場來劃分，而是依據行政管理來劃分。

相較外貿有統一的商務部門主管，以糖煙酒鹽為代表的內貿市場卻有13個部委多頭管理，并且地方割據嚴重。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中國WTO研究會常務理事張松濤在2010年1月的一次貿易會議上提出，要打破內外貿藩籬。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大量原來面向國際市場的出口生產能力閑置，帶來了工人下崗失業等諸多問題。

“這是內外貿隔離的結果。”張松濤說。

他提出，啟動內外貿流通體制改革可以破解內外貿之間的隔閡。

關乎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以及內貿流通體制改革，原本于2012年7月要召開一次多部委參加的流通體制改革大會，卻一拖再拖，到現在也沒有了音訊。

雖然2012年年底國務院出臺被業內稱為“39號文”的綱領性文件《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但很多問題依然存在。

長期以來，國內貿易存在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地區之間常常是“你賣你的煙、我賣我的酒”，互不買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出臺文件，要求商家必須只能銷售本地商品。

目前，內貿管理體制在嘗試由商務部為主導、建立部際協調機制的過渡管理機制，然后再過渡到統一管理。

而武漢申請的內陸自貿區，正是想要啃這塊難啃的骨頭。

湖北省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要“夯實申辦內陸自貿區基礎”。

“內貿的改革嘗試應該從中部六省的某個城市或區域開始，中部具備產業、資源和地緣的試驗條件。如果能將內貿市場流通的試驗做好、研究如何打破內貿壁壘，這就取得了跟上海等四大自貿園區一樣的改革成果和意義。” 陳波說。

陳波認為，在其他地方都轉而追捧“一帶一路”戰略時，在內貿體制改革上發力，對于一直默默無聞且沒有特別大的經濟優勢也沒有很明顯的梯度優勢的中部省份來說，是未來的大方向。

從現實來看，西部省市仍然保有15%的稅收優惠，沿海省市有先行先試和產業利好政策，只有中部省市，優惠和先行先試的機會都沒“撈著”。

關鍵不是戴哪頂帽子

武漢市早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了要“積極推進武漢內陸自由貿易試驗區申報工作”。彼時，武漢市因此尋求商務部研究院和上海高校的專家聯合指導，做申請自貿區的課題。

武漢至今仍在堅持申請已經降溫的內陸自貿區方案。 在這個時點上，武漢市宣布一個由開題專家組評審通過的內陸自貿區課題，似乎遲了些。

自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掛牌后，全國掀起了自貿區申請熱，其中，有不少是中西部省市。在2014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多達22個省市將申報自貿區列入當年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

對此，國內學者的意見很不不統一，有學者就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內陸城市和沿邊城市也可以設立自貿園區。

但陳波認為，自貿園區沒有必要遍地開花。他舉例說：“就像現在的保稅區一樣。這幾年新設的綜合保稅區，意義都不大。因為已經太晚了。中間品貿易自由化早就突破了保稅區的范圍，區內外差別不大。”

陳波進一步分析稱，上海自貿試驗區一期改革任務給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后還要進行哪些改革尚未知。所以目前自貿區沒必要全面開花。

“但各地也都想為自己要一點政策，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為一些中西部省市做過自貿園區培訓和咨詢的陳波是這么理解地方政府一窩蜂申請自貿區的舉動的。

但中西部城市是否具備自貿園區試點的基礎，確實值得質疑。

“某些省份的年貿易額，還比不上蘇南一個城市的貿易額。那么少的貿易量，如何進行自由貿易園區改革呢？如何依葫蘆畫瓢借鑒上海自貿試驗區關于貿易便利化的措施呢？”陳波說。

他認為，中西部城市最需要的是中央放權并根據各自經濟發展特點制定出自己的改革政策并有效推進。

陳波說：“在內貿改革領域，如果能夠從國務院層面獲得部委授權松綁，即使不是自由貿易園區這頂帽子，地方的訴求也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