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變化及各種貿易力量再重組趨勢愈演愈烈，我國理應利用G20及APEC等平臺和機制爭取更多話語權，與各國宏觀經濟與宏觀政策積極溝通，推動WTO多邊貿易體系建設和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建設相結合，促進可持續增長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由于全球貿易陷入低潮，10月我國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指數分別只有49.2%和49.9%，均位于臨界點之下，而新出口訂單回落至49.2%，創下3月以來新低。再聯想今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分別下降2.3%和1.6%的結果，說明直到目前為止我國外貿進口、出口仍然還是負增長。這種長周期進出口持續萎縮的狀況在我國外貿史上非常罕見。

今年以來全球70個經濟體的貨物貿易（出口總值占全球出口值的九成）同比繼續下降5.6%。同時，在先前將2016年全球貿易量增速預期從3.9%下調至2.8%的基礎上，日前WTO在最新的貿易展望報告中又將該指標再度下調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貿易增速將是連續第五年放緩，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時期。

由于多哈回合推進的停滯與冷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紛紛選擇尋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雙邊或多邊安排，目前在WTO備案的各種FTA多達277個，雖然任何一個FTA都會在本區域范圍內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如促進區域性資源的整合以及供應鏈的優化等，但這種“碎片化”的貿易模式勢必引致貿易的大量轉移及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鏈條的斷裂。目前，歐盟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緊跟其后的是美國與日本，其次是東盟與非洲國家。除了非洲少數國家外，其他經濟體都在紛紛架構自己的FTA，因此，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中國所遭遇的FTA貿易轉移沖擊無疑是最大的。

比FTA更具殺傷力的，還有徘徊在我國企業頭頂上的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據商務部統計，今年以來，我國共遭受來自20個國家（地區）發起的85起貿易救濟調查案件，涉案金額103億美元，案件數量上升49%，涉案金額上升94%。而我國已連續12年成為遭遇全球反傾銷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遭遇全球反補貼最多的國家。在頻繁使用關稅與反傾銷等傳統貿易制裁手段的同時，為了避免貿易報復，就如同美國的“337”調查那樣，不少國家還有意識將保護主義不斷滲透到技術性貿易如法規、標準、政府采購與合格評定程序等措施之中，無形中抬高了我國企業對外貿易的門檻與成本。

面對超乎尋常的壓力，我國顯然需要通過高超的協調與應變智慧化險為夷。一方面，立足于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企業必須堅定不移加大轉型升級步伐，以創造出適應國際市場需求的供給體系，在開發外部市場上，除了穩步推進原有雙邊貿易協定和啟動中英（英國）、中加（加拿大）新的FTA談判外，基于彰顯大國形象的需要，我國應將重點放在多邊FTA的構建上，廣泛擴充自己的“朋友圈”；一方面，要主動創造條件加快中、日、韓FTA的談判進程，可能的話將三邊商品貿易與投資納入一個談判籃子中；另一方面，加大推進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協商步伐，爭取年底如期落地，在此基礎上，謀求10+1的3.0升級版。鑒于中美投資協定（BIT）在TPP與RCEP之間可能發揮潤滑劑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動中國所倡導的亞太自貿區（FTAAP）設想，中國更應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達成，借此還可以尋求向BITT(《雙邊投資和貿易協定》)方向平滑的機會，進而邁出中美自貿協定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在貨物貿易存在巨大順差的同時，我國服務貿易一直存在著顯著逆差，我國服務貿易額目前貿易占比僅為7.2%，比全球平均水平低近15個百分點。同時，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過去4年中全球服務貿易以高出貨物貿易3至5倍的年均速度增長，高于世界GDP增速。因此，無論是為了平衡商品貿易賬戶，還是規避貿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層級，我國都有必要進一步加大服務貿易的比重。

按商務部發布的商務發展“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要超過1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0%左右。為此，需要在國內加大服務業的開放力度，消除壟斷的同時放松各種不必要的規制，為社會資本釋放更大的騰挪空間；同時在國內各個自由貿易區繼續探索“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準入前國民待遇”的開放模式，打破開業權、人員移動、技術性等服務貿易壁壘。而在服務業半徑的對外延伸上，要發展一般服務貿易、離岸服務外包、邊境服務貿易和境外分支機構服務銷售，不斷創新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方式；同時須重點加大創新邊境服務貿易政策力度，利用邊境地區毗鄰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優勢，發展在旅游、分銷、醫療保健、娛樂等領域的“飛地型”服務貿易。與此同時，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加快推進帶路沿線油氣管道、電網、信息網等關鍵基礎設施“無縫銜接”，打通在陸上、海上、空中的貿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