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編者按：11月8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下稱金融委）成立，并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金融委一成立，便引發了金融行業的熱議。那么，對于大宗行業而言，金融委的成立會為其帶來哪些影響呢？期貨日報記者就此邀約了寧波大紅鷹學院大宗商品商學院副院長王永龍，對其做出解讀。
對于金融委的成立，王永龍向期貨日報記者表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了充分發揮這一決定性作用，就必須構建一個完善的現代金融體系，這就要求必須在金融制度、金融體制、金融機制以及在金融模式等方面去積極創新。
“可以觀察到，最近幾年來圍繞金融領域的改革創新，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效。但深入分析后仍不難發現某些問題，譬如泛金融化，或稱之為過度金融化的問題，譬如脫實向虛的問題，譬如監管的問題等。這種‘強創新弱監管’格局的持續存在必然對金融安全與穩定構成潛在風險。”王永龍如是說。
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弱監管”的格局呢？王永龍闡述道：“實際上，在金融監管領域仍存在從體制到機制、從職權到責任、從法律到自律等諸多環節的制度缺失，部分領域片面監管，部分領域無序監管，甚至部分領域缺失監管。創新雖然激發了活力，但‘弱監管’又反方向侵蝕了這種創新活力。”
綜上所述，王永龍表示，如何協調監管，如何調節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均衡，成為我國當前乃至今后較長時期內在金融領域必須解決的難題。顯然，金融委的成立意義重大，可以理解為我國在金融領域的重大制度創新、重大體制創新、重大監管創新。
一直以來，大宗行業的金融化趨勢比較突出，金融實際上成為大宗行業的重要特性。王永龍告訴期貨日報記者，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互聯網金融及各類衍生金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雖然這對促進大宗行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很多問題，譬如虛擬金融、高杠桿交易、檸檬市場結構、投機傾向性、類期貨交易等，甚至部分領域涉嫌非法集資、非法融資等問題。
王永龍認為，上述所謂的金融新業態和新模式，偏離了服務實體經濟方向，也違背了審慎風險的原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前的大宗行業已成為一個高風險聚集的行業，儼然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風險源之一。
“對于大宗行業及其金融監管，雖已有‘國發〔2011〕38號’‘國辦發〔2012〕37號’‘清整聯辦〔2017〕31號’文的嚴格制度與政策安排，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些制度與政策并未得到全面的有效執行。”王永龍進一步表示。
王永龍向期貨日報記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作為一項重大的制度安排，所規劃的統籌監管體制則可以對大宗行業及其金融活動形成全覆蓋。可以預見的是，大宗行業必將迎來‘強監管’時代。”
對于金融生態建設而言，所有金融活動及其金融創新都必須納入監管，任何涉及大宗行業的金融或金融創新，都必須嚴格界定其邊界、界定其風險體系、職能體系、職權體系、責任體系、自律體系。王永龍對期貨日報記者說道，只有合法、合規的金融才能獲得來自制度與監管層面的激勵，只有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才能獲得來自制度與監管層面的激勵，任何超越監管的金融及其金融創新都必將受到嚴厲打擊。
“這種激勵導向會產生內生性壓力并形成優勝劣汰機制，可以促進行業‘分化—整合—融合’，有利于建設公平、健康、可持續、競爭性行業金融生態。”王永龍如是說。
在金融生態建設中，模式創新是促進大宗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必需之策。但是，王永龍認為，從過去的實踐來看，在這一領域的很多做法，實際上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創新的本義，這也是導致目前大宗行業金融亂象的根源。
那么，金融委的成立能解決大宗行業因“跑偏”模式創新所導致的金融亂象么？王永龍向期貨日報記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必然致力于解決上述問題。這就給大宗行業提出了明確的預警，任何模式的創新都不能‘脫實向虛’。在接下來的‘強監管’時代，任何新業態、新模式只有堅持服務實體經濟方向才能找到出路。”
從監管體制出發，王永龍向期貨日報記者分析了金融委成立所帶來的影響。首先，王永龍闡述道：“一直以來，雖然大宗行業及其金融創新監管構建了中央—地方的雙層體制，但在涉及某些重要或關鍵性領域（譬如職權、事權、責任）時很難形成有效的統籌，也很難形成有效的垂直性，所以實際監管往往根據‘屬地原則’而選擇‘屬地監管’的模式。”
其次，王永龍表示，這種模式雖賦予地方金融部門相對獨立的監管職權，但由于存在區域差異性，往往又容易導致監管分割，同時由于制度、法規體系的缺失，特別是地方利益的嵌入，從而陷入所謂的“逆向選擇”。所以，從監管體制上來說是不健全的。
最后，王永龍向期貨日報記者表示，金融委的成立，賦予其“兩個統籌”的重要職能，基本確認了其最高金融監管部門的地位，極大增強了中央監管的權威性，再加上其垂直體制及對地方監管部門的履職問責，這就比較好地解決了中央—地方雙層監管在“權—責”方面的分割問題。對于有效克服行業及其金融創新領域的“逆向選擇”及“機會主義路徑”提供了強有力的體制保障。
“在將要到來的‘強監管’時代，大宗行業及其金融創新必須自覺服從監管制度安排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王永龍對期貨日報記者說。
